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主要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归结为两种行为，即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指行为人将行事当做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劳动就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它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在劳动中表现的是工具理性。
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要求，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而相互理解的交往理性是交往行动的核心。在交往中表现的便是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不是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的，以知识对象化来认知的。交往理性是涉及对话关系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说话和行动的。它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关注可靠主张的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观是交往行为的基础。他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
对交往理性的呼唤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在现时代条件下，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因为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但其主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目的的。而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工具行为或者劳动越来越合理化，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交往则越来越不合理。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性的合理行为”中，于是人的情感，意义，价值等因素被全部消解，人的关系降级为物的关系，人无可挽回的沦为工具，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之下。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压倒并同化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带来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工具理性主宰一切，公共事务成了技术专家和技术官僚的专利，民主政治只剩下外壳。因而，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建立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而要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效性要求，一个是理想沟通情境。
什么是哈贝马斯精神交往理论要点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交往理性理论可以说是哈贝马斯思想肖像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区别他与老一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学说的理论。他把凭借语言来进行的交往形式，当作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进而建立了他的交往合理化的理论体系。一、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
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认知宇宙观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提升，他认为古希腊时期以前的理性，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 即认识的理性于整体世界之理性结构中仅能够识别自身，或者说理性赋予历史与自然一种先验思辨的特性。这一时期的理性被认为是宇宙普适化法则或主体天赋之能力，并于自然与世界中贯穿自身、实现主体精神之合理的结构。而“在欧洲传统哲学中，理性乃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或主体的先天本质。它或被视为世界固有的秩序，即物质世界本身的构成方式，承担着无所不在的统一性诺言； 或被说成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能力---在自然和历史中贯彻自身、实现自身的主体精神赋予了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的结构； 或被解释为主体和世界共同具有的本质---认识主体的理性在理性结构的世界中识别自身。”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理性概念的缺失，因此对理性问题的探讨成为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议题。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深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影响。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曾对“合理化”的概念有切中肯綮的描述。并曾引用席勒的名言“解开世界之谜”作为“合理化”的注脚。因此似乎可以说，合理化在消极方面就是化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 而在积极方面则是增加思想的系统性与一致性，“合理化”趋势的结果就是加强人类对世界过程的预测与控制。韦伯认为由于理性主义的态度与合理化的概念，推动了现代西方的经济、科技、政治、法律与军事等各部门，现代西方文化遂显现为一个整体“合理化”的过程。然而缘于韦伯对西方文明的使命感，以及对近代合理化趋势的广泛分析，他清楚地看到两个对立面： 西方传统的理想与价值（ 如自由、民主与个人主义） 与近代的合理化发展（ 如工业化、科层化） 的对立。欧洲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工业的突飞猛进，使思想家对于人类的理性充满信心，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道德与社会组织都能循科技发展的模式不断地进步，以臻于至善。因为在“预测与控制世界过程”下，所谓“合理化”的工具性格就昭然若揭了。工具性的合理化背后所蕴含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或韦伯行动论架构所称之“目的理性”（ 以精确的计算、目标取向） ,是以达到某一既定目的的有效性，来衡量社会文化设计的合理性，而对此特定之目的本身却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视之为既定的事实（ 所谓的价值中立） .然而此种工具理性所欲服务的目的---“主宰世界”在未加反省的控制与操纵下，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及技术等等作为，遂与计算性、安全性、效率性等科学万能的价值观挂钩，也与科技官僚、专家学者之被重用联系起来； 能够合理地决定目标与价值（ 驾驭工具理性） 的理性相对萎缩，于是工具理性有如脱缰之野马，无从驾驭，甚至有反过来控制人类历史形成的可能！
哈贝马斯针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 或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 与韦伯“合理化”产生之问题，提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主张，对目的理性作出系统性的批判，他企图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动---交往行动中，找寻一个广泛的理性基础，作为迈向理性社会的指引。在高度工业化、工具理性高度发展的社会，只有在交往理性化获致相应的发展，工具理性才不会堕落为一种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哈贝马斯特别关注交往行为，工具性合理化的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辅以交往合理化，则作为科技、工业主体的人群之共同意志无法形成，因而无法驾驭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最后工具“合理化”往往成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摆脱人类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的历史行程，或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这样的理性不但自我否定，还可能奴役人类、摧毁人类的文明，因此建构一种拯救理性危机、对抗工具理性的理性刻不容缓，交往理性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基本上循着三个向度发展： 首先，是将传统意识哲学的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范式，并沿着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进一步为理性的概念重新定位。其次，重新阐释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理性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合理化”过程的反省。再次，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异化”现象的产生加以批判。按照其交往理性的概念，理性应该通过相互交往的理解过程而得到解释。换句话说，理性体现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理解过程中，体现在人们控制自然中的工具理性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交往理性。
二、交往理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一） 交往行为
有鉴于目的性、规范调节、戏剧行为对于行为中语言使用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是在考察了四种行为概念后提出交往行为概念的。
首先，哈贝马斯考察了目的性行为。所谓目的性行为，就是指行为者在特定情境下通过选择恰当运用即能带来成功的工具或手段，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或造成一种追求状态的出现。目的性的行为概念，是以行为者与特定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 目的性的行为者，是以一个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其中涉及行为者的意见和行为者的意图两个因素。哈贝马斯认为“对行动者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所作的表达，可以按照真实性和效用性的标准进行判断”; 即可以用真实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见是否合理，用有效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图是否合理。如果行为者不是试图使自己的意图能够一步实现，或者在考虑效益时考虑到其他行为者的决断，目的性行为模式就会扩展为策略性的行为模式。
“策略性行为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目标为指向的行为主体，他们之间都力图以某种方式影响对方的决策过程，从而使整个策略游戏的结果对自己有利。”
其次，哈贝马斯考察了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探讨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规范调节的行为，是指行为者在一定的规范条件下，必须遵循这种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规则导向的行动。“规范表达了在一种社会集团中所存在的相互意见的一致状况”,“遵循规范的中心概念，意味着满足一种普遍化的行动要求”.规范调节的行为不具有认识的意义，不要求预测事情的成败，而考虑行为的意义。对规范是否适用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它的提出所根据的原理，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得到社会内部所有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认可。由于规范调节行为是以两个世界即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为前提的，规范调节行为就要求行为者既能对行为的效果负责，又对行为的意义负责，即提出了正当性的有效性要求。
再次，哈贝马斯考察了戏剧行为概念。戏剧行为涉及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谓戏剧行为，是指行为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主观性，目的是使观众以一定的方式看到并接受自己所表现的东西。戏剧行为不是一种自发的表达活动，而是一种吸引观众的自我表现活动，这种行为的关键是自我表现。戏剧行为所表达的是主观的东西，是情感和愿望，很难评判其正确性和真实性。但只要这种行为符合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观众便能领会行为者的自我展现活动，产生一定的观点和印象，对其戏剧行为进行客观判断。
最后，哈贝马斯着重考察了交往行为概念。所谓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以语言媒介作为前提，反映出行为者本身与世界的关联，通过对话，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它是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的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
交往行为是一个多维全面的概念，它关涉三个世界（ 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 ,而非前三种行为只关涉某一或某些世界，如目的论行为透过语言的间接交流，仅着眼于参与者自身的利益，而规范调节行为虽然建立了共识，也只是将此种共识付诸实现，再者，自我表述性质的戏剧行为中，语言转化为一种媒介，展现于具有特色的审美形式，唯有交往行为兼顾了三个面向（ 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
（ 二）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用语，指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具体的、通过经验能被经验到的周在世界。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不能仅止于文化上的解释，更应包含使用象征符号的媒介，并将社会制度与人格结构纳入其中，成为以文化、社会、人格三个构成要素为主的意义关系网。文化是指交往行为者通过对世界中的事物达成理解，进而解释其依据的知识储备； 并于行动中传递与不断更新，且通过语言的诠释加以分享。社会可理解为合法的秩序，透过此种秩序，交往行为者能够调整社会的整合，形成团体间的归属感、认同感。人格则是赋予主体具有语言与行为的能力表征，能够进一步的参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承担了以下三项功能，即文化上的传递、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个人人格的形塑。
首先，在文化的层面上，文化的再生产（ 持续发展） 涉及的就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生活方式、观念、思想、习俗文化产品的复制、传承的一再解释。其次，在社会互动的层面上，社会之所以能够统合，主要靠的是社会成员对互为主观共通的规范的遵守，藉由共同规范、共同价值来凝聚目标，而使人际的关系达到合法的秩序安排。再次，在人格的层面上，个人透过社会化过程接受社会的价值，使社会行动者获取与别人互动和沟通的本事。
对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之所以能够交往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来作为协商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拥有，一组庞大的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指导人类的交往，甚至可以说这使得人类交往成为可能。
进一步探讨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关联，哈贝马斯在二者关系构思上显现出的特点是： 生活世界揭示交往行为蕴含的知识背景，交往行为发生于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并构成所有交往参与者的背景； 生活世界一方面构成交往行为的背景，作为所有“信念的储藏库”,并为交往参与者所分享； 另一方面，此种生活世界的概念亦为参与者不同的背景信念所组成。当活动尚未进行时，参与者的背景不一定会达成必然的共识； 更非以先验客观的理性预设交往参与者皆具有相同的抽象世界观。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产生，使得交往理性本质可落实于具体的脉络中，体现每一位行为者的多元价值普遍性。
哈贝马斯藉由胡塞尔生活世界的理解，并将其意义加以扩大，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核心，是扎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社会化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换言之，生活世界具有事实存在的特质，也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透过互为主体意义下所共同诠释的世界，并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
（ 三） 普遍语用学
所谓普遍语用学，意指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性条件的重构，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学的重建研究。藉由分析言语行为、交往职能、交往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辨析其如何透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目标。说话的语用功能是为了引出理性共识。普遍语用学的目的在于确认并重建可能理解的普遍化条件，或者说是交往行为的一般性预设前提，以彰显言说者的沟通能力。换言之，就是通过反思的 *** 建立一种普适化的规则体系，言说者必须确实掌握此种规则，以获得有效且成功的交往模式。
更具体的说，哈贝马斯认为一个有能力的主体，对于自身使用的言语具有自觉规则意识，对特定语用知识系统的重建工作，一方面可以符应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确证可能相互理解的普遍性条件，以便进一步“达致理解”.他从三个层面来解释“达致理解”这个概念： “1. 在更低限度上，对话双方至少以同样的方式了解字面表达的意思；2. 要理解说话人想通过这个言说做什么事情，听者就得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这个行动是可以被接受的；3. 当听者接受一个言语行为时，说话者和听者是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同意： 规范正确性，命题真理性以及表达的真诚性”.这表征了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要素。哈贝马斯说，交往行动是“理解为导向的行动”,换言之，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动”.
在界定“理解”的本质时，他又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 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为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哈贝马斯提出要考察言语的有效性的基础。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要求： 首先，可理解的诉求，指言说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交往参与者双方可相互理解其语句。其次，真理的诉求，指关涉言说的命题内容是真实的，也就是交往参与者皆相信对方所言是真实的。第三，正当性的诉求，指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双方的言说行动是正当得体的，即了解彼此的关系。第四，真诚性的诉求，指言说者的意向是真诚的，并使自己可为其他参与者所了解。
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当作普遍语用学的对象。首先，他认为言语虽然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但是言语不是个人现象，而是为与交往者达成一致的社会行为。他不同意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的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的分析，他认为“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但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他接受奥斯丁关于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的划分，但是，他认为这两种言语行为不是分离的，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以言表意成分和以言行事成分，即是说，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双重结构。在这两种成分中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成分，强调以言行事的力量构成所有语言应用的基础，即是说，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他的普遍语用学的重点。
三、结束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建构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完成了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就是理性规范的重建，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进行了自觉的变革，引入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概念，以理解范式（ 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关系范式） 或交往范式扬弃意识哲学范式，使‘孤独主体’向‘互主体’转变”,通过重建理性来摆脱主体哲学的困境，为重新实现合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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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基础知识|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
1、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之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关注政治公共领域中被扭曲的交往活动，其代表作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二个阶段主要研究交往行动理论，其理论主要集中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动理论》等著作中。
2、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也译“公共空间”）概念的雏形最早由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后来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形成做了一番系统的阐释。他指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它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个领域，是⼀种非官方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它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当 *** 日益发展并逐渐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个重要部分时，⼀些研究者提出， *** 是⼀种新型的、理想的公共领域。但 *** 本身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 *** 社会也像现实社会⼀样，存在着参差多样的形态。笼统地说 *** 是⼀种新兴的公共领域，是欠妥当的。
3、 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动理论是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透视当代社会运行状态而提出的一个基本理论。对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哈贝马斯从“理性和行为”两个角度出发，认为现代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之一生产力”执行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使社会整体都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工具行为模式”成为社会“合理化”的主流。但这种侧重于工具和功利的交往方式受到了工具的异化，本身存在着不合理性。因此，哈贝马斯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交往行动理论。其“交往行动”实际上是指人们“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在建立共同价值规范和充分论证基础上平等对话。对话的有效性原则体现在真实、真诚、正确三个方面。
交往行动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1）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具有交互主体性的特征；（2）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行为模式；（3）必须以社会规范作为准则，具有强烈的规范依赖性和建构性特征；（4）主要形式是对话，目的是求得人们精神交流的畅 通，达到“理解”和“一致”。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过分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因素，竭力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并引出结论，它力图通过“交往行 动的合理化”实现社会的救赎，在一定程度 上，回避了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弊病的深刻根源。
我们简单理解，哈贝马斯认为交流双方应该是“互为主体“二人存在，用价值理性（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取代工具理性（工具理性适应的是任何物的关系）来改造社会。
参考文献
[1] *** 传播概论，彭兰
[2]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汪奇兵
[3]《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
[4]《新闻传播学热点专题：知识图谱》
简述哈贝马斯的言语有效性要求
哈贝马斯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即人类使用语言需要必须遵守语言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简而言之分为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三种，离开了这三个有效性要求，语用推理就陷入了困境，就无法推导出言者的真实意图。
一、理论介绍
1、哈贝马斯认为，每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都包含三种内在的关系：一是言说与作为现存物总体的外界的关系；二是言说与作为所有被规范调整的人际关系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三是言说与作为言说才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心世界’的关系”。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而且言语行为就是一种理解的过程。所谓理解，它不是指对语言表达或事物达成共识的理解，也不是指言者被理解了的意向，而是指向参与的主体之间的默契与合作。
2、理解：理解不是一种独立成系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基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与交往活动。理解过程，除了关注言语的真实性外，它还聚焦于言者表达语言的真诚性与言者运用语言的正确性。
从哈贝马斯对理解过程的阐释，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的三种基本有效性包含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必须得到充分的满足，语言才能发挥其内在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才能达到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认识，一个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才可能得以建立和维持。
哈贝马斯(德国作家、哲学家)详细资料大全
尤尔根·哈贝马斯（德文原名：Jürgen Habermas，公元1929年6月18日—），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出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尤尔根·哈贝马斯 外文名 ：Jürgen Habermas（德文原名） 国籍 ：德国 民族 ：日耳曼族 出生地 ：德国科隆 出生日期 ：公元1929年6月18日 职业 ：作家、学者 毕业院校 ：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波恩大学 主要成就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 代表作品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实践》 、《知识和人类旨趣》、《交往行为理论》 学历 ：博士 获奖 ：2015年克鲁格奖 性别 ：男 人物简介,人物经历,贡献,论点,观点,著作,阶段,思想,评价,交往行为理论,普遍主义思想,获奖,人物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物经历
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道夫。童年因腭裂接受手术。他在自传演讲中说：“1945年之后,，大门被打开了，我们知道了表现主义艺术、卡夫卡、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知道了用英语写作的世界文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法国左翼天主教义，知道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还有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的学生对德国的再教育影响深远。同时期的电影也传递给我们许多振奋人心的信息。现代主义的解放精神和革命精神通过孟德里安（Mondrian）的建构主义绘画、包浩斯（Bauhaus）建筑学派的几何风格和丝毫也不妥协的工业造型得到了充分的视觉展现。” 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变得激进起来。他当过阿多诺的助手，并且三进两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早年即以批判理论扬名德国哲学界，在理论上他继承了德国理性主义的伟大传统，认识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对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也曾深入吸收。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2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普朗克协会，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两位所长之一。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1994年荣休。贡献
尤尔根·哈贝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尤·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对行动理论的发展（《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机》），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论点
社会学基本理论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其理论因而被称为“沟通行动理论”。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画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牴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著作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上学思想》等。阶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思想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 *** 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 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於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 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 *** 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 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 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评价
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 *** ，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新制订批判理论的必要性是由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俄国革命蜕化为史达林主义，民众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败，无产阶级民众没有革命的阶级觉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常性的瓦解——不是变成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就是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切，都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仅仅是指采取适当的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官僚机构威胁著“公共领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开进行讨论这一领域），以及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著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发展了一种理论方针，一种可以跟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形 *** 的学科进行联系的方针。截至目前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对行动理论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交往行为理论
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弱点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有三大弱点：之一，它未能认真对待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并拒绝用它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沉醉于工具理性批判之中，拘泥于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而没有对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进行经验分析。因而，这种批判对社会经验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第二，它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仍然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力量，不能把握理性的真正意义。第三，它未能认真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因而不能客观评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 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产生障碍等等。 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无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 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正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成为认识的三种兴趣各自关注的对象。其中，社会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的世界，即现代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而生活世界则是指能够开展言语沟通、追求话语共识的“尚未主题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进行话语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留给哈贝马斯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一个理想的交往行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动的类型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目的性行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 二是规范性行为。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是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 三是戏剧性行为。与培根的剧场假相相类似，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著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但是社会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前面的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他提出了交往行为。 四是交往行动。交往行为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他们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它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 交往行为的功能 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概念有四个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于把握知识；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社会的目标；三是社会化功能，即能够使个体认同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价值导向；四是社会转型功能，因为前三种功能的总目的就是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应有功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结构变迁和社会进化。也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始终坚持认为现代仍然是一项“未竟事业”。 交往行为理论评价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 之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如何把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 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 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 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普遍主义思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冷战的国际态势成为历史， 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也随之而来。这其中包括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美国一直是这场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个主导力量。然而，市场和民主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虽然顺利地进入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肌体，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遇到了阻碍，于是，美国的决策者转向了武装干涉。针对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思想。 哈贝马斯通过评述美国发动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现了他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哈贝马斯对这两次看起来相似的战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的内涵。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世界舆论哗然。哈贝马斯在德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上发表了《 *** 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这场战争。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国际社会应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权，这是任何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底线。现代国际社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应不受民族国家 *** 至上的约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悲剧的发生。哈贝马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它的干预是作为对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种族（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紧急救援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手段虽不可取，但在事态紧急且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它作为迫不得已的办法可视为正当。他指出，在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大约有三十万人受到了残酷的杀戮、恐怖和驱赶。种种迹象表明，在南联盟进行的是对种族的清洗，而美国和欧盟中富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有义务保护阿族人的人权不受侵犯。他认可美国干涉的动机，否认战争背后有任何利益的驱动；认为南联盟严重地践踏人民的人权，国际社会可以越过其国家 *** 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他为战争提出了第二个合法性理由，即盟军的“空中打击”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空袭可以有效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用这些为战争辩护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战争必然会造成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还担心世界强国会以人权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国内政，因此，他需要从学理上为此次战争的正当性进行求证，并阐明他所主张的人权政治前提和条件。获奖
2015年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