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穷人的鲁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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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

文/马家骏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一起对西方文学影响更大的三巨头之一。在大量描写农村与上层社会生活的俄国文学作家中，他独树一帜地写出了展示城市平民和小人物生活的大量作品。他是俄罗斯文学中心理现实主义的卓越巨匠，也是写出长篇小说最多的古典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对俄国社会阴暗生活的描写、他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愤怒揭发和他对妥协忍耐与屈辱的宗教思想的宣传，形成他的最矛盾最复杂的世界观和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独特地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同时，由于他作品中的阴冷、颓废、绝望和对病态与变态心理的抒写，他被西方现代派奉为鼻祖之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4月30日出生在莫斯科，他母亲是商人家庭出身，在他16岁时去世。他父亲是玛丽贫民医院的医生，很专制、保守，家中子女多，生活不宽裕。1831年他父亲买了一座庄园，日子稍微好些，但在1839年被农奴打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是在严格的封建家训中度过的。1837年16岁时，到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读书，然而他热心文学，1841年写过剧本《玛丽·斯图亚特》、《鲍里斯·戈都诺夫》。1843年，毕业后在彼得堡工程绘图局当绘图员，业余翻译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次年辞去公务，专事文学习作。但这是无职业、无经济保证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孤僻、古怪，有病态的自尊心。他生活在城市底层，一生到死都经济拮据。
1845年他完成了新奇而别致的中篇小说《穷人》。别林斯基与涅克拉索夫认为“一个新的果戈里诞生了”。《穷人》用小人物玛卡尔·杰符什金与孤女瓦连卡通信的形式，描写了穷人们的不幸爱情，贫困使穷人们向命运屈服。小说比果戈里的《外套》的浪漫结尾，要差得很多。小说的心理描写与抒情独白，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特点。次年小说发表，产生较大影响。接着又写了《两重人格》(1846)、《女房东》 (1847) 等。1848年他连续发表《脆弱的心》、《白夜》、《圣诞树与婚礼》、《诚实的贼》等等。他继承了果戈里的传统，对城市平民和在底层生活的人们表示了人道主义同情。他小说的主人公，多是过分善良、酷爱幻想的人，他们在故事中往往以悲剧结局。
《白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短篇小说中很有特色的作品。这篇小说刻画了四个生动的人物：梦想家在小说里是个叙述者。这是个生活中多余的人，缺乏坚强的性格和反抗精神，是小市民小职员的典型，就像果戈里《外套》中的人物。他处在黑暗的生活中，对社会是无用者，在生活和爱情上都是失败者。他的教养、社会作用、精神状态都比不上房客，是个脱离实际的人。他处在被压迫地位，在黑暗社会中受到歧视，不反抗而处于幻想，显得软弱无能，是个感伤主义者，与世隔绝，陷入孤独、苦闷与绝望之中。这篇作品气氛是低沉的，和主人翁狭隘的思想与精神状态相吻合。英国司各特的浪漫主义小说和普希金的爱情诗成了他的精神滋养。这种精神培养了他的性格。小说的“白夜"本身就是蒙胧的，对爱情的表现也是蒙胧的，这个典型环境和作品中人物是统一的。
女主人翁娜斯金卡在等待恋人，他开始是诚心的帮助她。他心底善良、纯真，当看到娜斯金卡的恋人没来时，他陪她哭、伤心。他内心却深深的爱着她。他是梦幻中的英雄，又是现实中的弱者。
对这个小人物作者是同情的，是哀其不幸的，他把自己的特征都倾注于作品人物中。作者没勇气谴责他的软弱。
娜斯金卡是比较积极的。她有摆脱封建束缚的愿望，有反抗精神。老祖母的大别针就是代表封建束缚。她十六七岁时，天真、可爱、纯洁，她读普希金的诗，看司各特的小说，欣赏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这些文化影响，培养了她好幻想又能反抗束缚的性格。她有行动，比幻想者强。她对房客的热恋，表现了俄罗斯少女的性格：敢恨、敢爱，不顾一切社会舆论。她主动表白爱情，愿抛弃一切和房客出走，这是她积极的一面。当她一年后在涅瓦河边等待恋人不来时，遇上了梦幻者。它们互相怜悯，互相同情，互相倾诉着自己。当房客确实不来时，她矛盾了，进一步发展为恨，这种恨是强烈爱的表现。她说： “我喜欢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他不是你!”她爱房客是保持少女时的美好幻想和理想，所以当房客回来后，她投身于房客的怀抱中。但她又同情梦幻者，又给梦幻者以亲吻。
房客是个正直、和善的人。他严肃，通情达理。他不拒绝爱，而是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从事研究，又搞秘密活动。
房客外表是庄严而肃穆的，通情达理的，这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人物。他有义务影响周围。他开始是提高、影响娜斯金卡，后来对她产生了爱情。当娜斯金卡要和他出走时，他用理智克制住了感情。他不能带她走，也不能抛弃她，定为一年后再来接她。他是现实主义者，比两个主人翁都高，能妥善处理事业和爱情,他是《怎么办？》主人翁罗普霍夫式的人物,在当时是高尚的、进步的人物，也是个理想化的人物。
这个人物的政治面目朦胧，是和作者的处境有关的。那时，作者刚刚接触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对革命者还不十分熟悉，而更熟悉的还是梦幻者。
老祖母还构不成典型的形象。她是封建概念的化身。她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篇作品的主题怎么理解?
作者是侧面描写了变态的、扭曲的性格。这类不正常的、爱梦幻的无用的多余人，都是由于社会的罪过所造成的。这个社会中没有温暖和光明。从这一点看，又和赫尔岑的《谁之罪》相似，是通过爱情的邂逅，曲折地表现了造成小人物性格的社会之根源。
作者哀其不幸，但没有怒其不争，对娜斯金卡和梦幻者的过分同情，就削弱了反封建的主题。小说的语言很华丽，很夸张。高尔基很不赞赏，认为不真实。
早在1847年，陀思妥耶大斯基就参加了1845年成立的彼得拉舍夫斯基革命小组，在秘密印刷厂工作，在地下 *** 中朗诵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信。1849年4月，革命小组遭破坏，39人被捕，其中21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陀思要耶夫斯基等死囚犯被押上广场中央的断头台上，神甫作完祷告，军官下令举枪追准，此时，才传达赦罪减刑的旨意。这个假死刑的侮辱，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吓破了胆。他被改判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狱中服4年苦役，之后在军营中服兵役6年。囚徒的生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革命思想，认为只有顺从和忍耐才能偷生。他的羊癫疯加重，感到没有一丝光明。1854年他在谢米巴拉丁斯克驻军第七团当二等兵，又开始了写作。1855年着手写《死屋手记》(又译《西伯利亚的囚徒》)，描写恐怖黑暗的生活。1857年，他升为少尉，在库兹涅茨克同一个有歇斯底里病的凶寡妇玛丽亚·伊塞耶娃结婚。1859年他退伍，年底才得到许可回彼得堡。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后，在社会变动、思想斗争激烈的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米哈伊尔创办了杂志《时间》(1861-1864)和《时代》(1864-1865)，和革命民主派的《现代人》唱反调。他自称是“土壤派”，打着民主旗帜，既反当权派，又反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革命观点，实际是另一种斯拉夫保守派，以颂扬陈旧的俄国习气和忍耐学说。但60年代他发表的小说，揭露现实的一面还是突出：
《被侮辱与被损害》(1861)写被华尔戈夫斯基公爵所损害的两家人，公爵不准儿子同伊赫曼涅夫的女儿娜塔莎相爱，而迫令他和自己情妇伯爵夫人的继女卡佳结婚，致使娜塔莎无家可归。公爵当年玩弄并抛弃了英国人斯密司的女儿，致使斯密司同外孙女即公爵的私生女尼丽(叶丽娜)过着穷苦的生活。小说描写了城市穷人的困苦与受 *** ，但又让这些人向内心去寻求安慰。
《死屋手记》(1852) 揭露了在西伯利亚监禁中宪警对囚徒们残忍的折磨。像吃人的大蜘蛛一般的辛加队长、 *** 狂的要塞参谋少校专以打孤儿取乐的舍列比雅特尼科夫中尉等等警官在骇人听闻地虐待和拷打苦役犯。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恐怖记下了他痛苦的回忆。
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一次，在伦敦会见了赫尔岑。他在这一年写的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尖锐揭露和批判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揭穿了西方的所谓自由，描写了伦敦干草市场上包括6岁和12岁小女孩在内的一群群 *** 以及她们的挨饿、被人毒打……但作家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也作了批评和否定。
186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一篇奇特的小说，它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独特风格基础。小说用之一人称写一个“地下室人”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和旧生活瓦解时期灵魂的堕落。他反对革命民主主义，在怀恋往昔时表现出不幸、个人中心主义与颓发思想。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罪与罚》，他成为世界文学巨匠。但由于《时代》杂志停刊，负债累累，经济更加拮据。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自己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结婚，不久两人出国。在国外住了4年，创作了长篇小说《 *** 》（1858）和《群魔》（1871-1872)。
《 *** 》是一部影响深远的重要小说。书名源于它的主人公梅希金公爵。梅希金公爵教养不够，被视为 *** 。他家里很穷，但他内心却是单纯的、真诚的，没有自私自利，也不爱金钱。他来找他的姑姑——叶潘欣将军夫人，遇到了名妓娜斯塔霞·费里坡芙娜。她是被贵族托茨基收养并奸污了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现在，托茨基要与叶潘欣将军的大女儿结婚，为看上了那高昂的十万卢布嫁妆。娜斯塔霞愤恨托茨基遗弃了自己，就决定在大庭广众之中，揭开那个内幕。而托茨基为了遮掩，就把娜斯塔霞介绍给自己的秘书、退休将军的儿子伊沃尔庚。伊沃尔庚羡慕娜斯塔霞的美色，却同时和叶潘欣将军的二女儿恋爱。托茨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拿出七万五千卢布给娜斯塔霞作嫁妆。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叶潘欣将军也有一个妄念：不愿娜斯塔霞嫁给伊沃尔庚，而想把她作为自己的借头。与此同时，还有个叫罗高静的商人，恃着有钱，也想占有娜斯塔霞，而他手下还有一群打手。他一则怂恿打手们威胁、寻事，另一则拿出十万卢布收买娜斯塔霞。十万卢布的巨款使叶潘欣将军、托茨基羡慕，也使伊沃尔庚眼红。娜斯塔霞视巨款如粪土，把钱扔在壁炉中，并说：除了伊沃尔庚外，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拣取归己。各种出身、身份的人的面目，在这场合下都充分地暴露了。其实，娜斯塔霞对所有的人都看不上眼，惟独心爱上了所谓的 *** 梅希金。正当事情快要决定的时刻，很穷的梅希金意外地得到了几百万卢布的遗产继承权。娜斯塔霞爱梅希金，但不愿以自己的微贱地位而连累他，于是作出违背心愿的决定，毅然决然跟上厌恶的商人走了。最后受高静虐待而死。
《 *** 》围绕着一个女人娜斯塔霞·费里坡夫娜的命运，揭露了地主托茨基、新式官僚叶潘欣将军、小市民伊沃尔庚，资产阶级暴发户罗高静等形形 *** 野兽、个人主义者。而被这些人争夺的美女娜斯塔微面对被吞噬的命运所进行的反叛，结合着疯狂，也只有悲剧结局。小说歌颂被称为 *** 的穷贵族梅希金公爵，宣扬忍辱与安命的思想。
《群魔》(或译《恶魔》)已没有了原来笔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了。作品中歌颂宗教徒；说革命者没有宗教道德，最后没有好结果。70年代，作家还进行许多宗教活动，同遭到托尔斯泰批判的东正教官方教会的头子过往甚密。1875年，他还写了长篇小说《少年》,也宣传宗教和平主义。
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长篇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这是作者构思了30年的一篇巨著，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性作品，其中全面体现了他的政治、社会、宗教、哲学、道德等等方面的观点。作品的揭露性和宗教说教都十分鲜明。作品中的有钱地主老卡拉马佐夫(费多尔)，一生荒唐 *** ，气死两个老婆，留下了3个儿子全不教养。他好奇地奸污 *** 女乞丐，生下私生子姓了斯麦尔佳可夫，长大后成了他的仆人。大儿子德米特里回来分家，并与他争夺年轻女人，还扬言要杀死父亲。二儿子伊凡鼓励哥哥去抢父亲的情妇，以便自己占有哥哥的未婚妻;他还鼓动私生弟弟去争财产。结果私生子杀了父亲，自己最后也自杀。作者把伊凡写成虚无主义者、教唆犯，以攻击革命家。小说歌颂三儿子阿辽沙，他是宗教、善、永恒的爱的化身。他的师傅佐西马神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动宗教思想的体现者。这部小说表现出俄国市侩中的“卡拉马佐夫气质”，挖掘得深刻，批判得淋漓尽致，但糟粕也混杂得相当浓厚。
1881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肺血管破装，逝世于被得堡。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 *** 》、《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穷人的鲁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

《穷人》小引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2)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3)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4〕。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预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5)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6)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之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7)为之狂喜，培林斯基(8)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9)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10)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11)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ConstanceGarnett(12)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ModernLibra－ry(13)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14)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15)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16)升曙梦(17)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的读者觉得烦难，现在就在此略加解释。那姓名全写起来，是总有三个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这书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称他马加尔亚列舍维奇，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儿子马加尔，是客气的称呼；亲昵的人就只称名，声音还有变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尔瓦拉亚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女儿瓦尔瓦拉；有时叫她瓦兰加，则是瓦尔瓦拉的音变，也就是亲昵的称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鲁迅记于东壁下。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六年。韦丛芜的译本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2〕陀思妥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3〕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
〔4〕“残酷的天才”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5〕正教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6〕“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7〕格里戈洛维奇（1822－1900）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1821－1878），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
〔8〕培林斯基（1811—1848）通译别林斯基，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著有《文学的幻想》、《论普希金的作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9〕“谦逊之力”见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10〕“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11〕丛芜，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
〔12〕ConstanceGarnett康斯坦斯·迦内特（1862－1946），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13〕ModernLibrary《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
〔14〕原白光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15〕素园，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说集《最后的光芒》等。
〔16〕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国。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保罗一世》等。
〔17〕升曙梦（1878－1958）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

1、相关内容扩展阅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的艺术特色（写作手法、人物塑造）是怎样的？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继他的成名作《穷人》（1845）之后发表的第二部作品。

关于《双重人格》，先是好评如潮，曾受到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赞扬（陀氏曾在别林斯基召集的晚会上朗诵了这篇小说的头三章），继而，全文发表后，却引起了一片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篇小说“枯燥乏味，不堪卒读”。别林斯基特别不满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当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当管的事。”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无论在《双重人格》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双重人格》遭到批评之后，甚至直到他垂暮之年，对《双重人格》的自我评价都十分良好。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戈利亚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戈利亚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我们的人说，在《死魂灵》之后，在俄罗斯尚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在经过苦役、流放、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又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把它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并加上作者序，让人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引起轰动。他说：“ *** 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头一个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个典型的预言家。”1877年，他在提到《双重人格》时又写道：“我还从来没有把任何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

一褒一贬，二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别林斯基认为，小说在形式方面尚存在某些缺点。而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格罗斯曼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同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大相径庭，因而引起强烈反对。”俄国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奉行的则是幻想现实主义或发展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把幻想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双重人格》中运用的艺术形式，据俄国学者巴赫金研究，渊源于狂欢节文化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把对立的两极集于一体，情节怪诞，亦真亦幻，亦庄亦谐。

《双重人格》中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初试锋芒，尚未娴熟。他自己也承认：“我这篇小说的形式彻底失败了。”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一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无疑滥觞于《双重人格》。“有人公开说，这部作品是奇迹，尽管不好理解；它的巨大作用将在以后表现出来；哪怕我（指陀氏本人）只写一篇戈利亚德金，那么对我来说也已足够了；在一些人看来，它比大仲马更有兴味。”别林斯基也说：“一般平庸的作家是不会用这样的作品来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用这样的作品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也已经够好，够璀璨的了。”

以后，特别在重返文坛之后，作者继续深入开掘了“双重人格”这一主题，使梅尼普斯式讽刺这一艺术形式更趋成熟。例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斯梅尔佳科夫——魔鬼：前者就是典型的双重人格，而后两者实际上就是前者的化身，尽管外貌不同。

双重人格具有普遍性，它是人的普遍特性。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其不同侧面，因而出现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

本书译者臧仲伦先生在他为《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序言《人的命运与人的哲学》中写道：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它是理解《罪与罚》和他的其他小说的一个关键。

“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戈利亚德金第二。但他并不是妄想型的偏执狂，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也不像戈利亚德金那样在自己的想像中幻化成另一个人，而是寓双重人格于一身。

“双重人格，或曰内心分裂，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人的二重性。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化的说法，就是集‘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与‘所多玛城的理想’于一身。”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抱怨——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的境遇想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人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现实不满，都在愤怒、抱怨、谴责甚至谩骂，都认为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中国的事情都是当官的无能或者败坏造成的（当然当官的会抱怨国民素质太低），与自己没有关系，自己仅仅是个受害者。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认为自己是高尚的，了不起的，国事都被别人弄糟了，要是自己在位置上会怎么怎么样。事实是，说着漂亮话的人们，照样在做着不漂亮的甚至是为人不齿的事情。中国的这种世俗传统文化和现代革命观念造成的不反求诸己、诉诸灵魂的习惯，实在是祸国文化的恶劣表现之一，影响至深且巨。往深处追究，中国人的上述表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的“原罪”意识。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还强调道德自觉，提倡“慎独”、“内省”等向内修炼的功夫。到了近代，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普及，人们习惯于把世间种种罪恶归咎为制度的罪恶，强调社会原因和阶级性，否定人性的善恶和灵魂的救赎，甚至连传统的道德自省也抛弃了。中国人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时，很少从人性的角度认识和思考问题，声讨的都是制度和文化这些外在的原因，比如鲁迅批判旧礼教的“吃人”本质，再比如眼下关于制度和人的关系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但鲁迅有个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他在声讨传统礼教“吃人”时，他把自己也算进了“吃人”主体之内。鲁迅的逻辑是：传统(父辈文化)有罪，而我身上有传统的基因，所以，我也有罪；我身上的罪和传统的罪一脉相通，因为祖宗的血脉也在我的血管里积淀下来，我不能不承担一分罪责。换言之，这四千年形成的“吃人的筵宴”一直沿袭下来，不论愿意与否都传到“我”身上，“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席，这就是有罪的明证。所以，我必须承担吃人的罪责。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谴责中国人的劣根性性，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众人皆污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和痛苦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境遇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文化存在的上述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以及世界史上的著名文学家，他与托尔斯泰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上的“双峰”。有人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那个时代文学的广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则是同时期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但托尔斯泰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影响极其广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较少有人问津。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开始被中国的学界关注和重视，他的许多作品如《穷人》、《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 *** 》、《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都不同程度地被中国一些读者喜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境遇，究其原因，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关注彼岸世界，更醉心于灵魂的叩问，而托尔斯泰虽然也属于俄国，也信仰基督，但是他的基督具有强烈的现世色彩，因此，他更关心社会甚至要为社会提供改革的方案，托尔斯泰笔下的理想人物是关心民瘼的改革家列文(《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人物却是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大贡献，在于揭示了黑暗社会中人们的孤独，苦闷，绝望的变态心理。他在揭示造成这种变态心理的根源的同时，一方面又在努力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笃信宗教的民族，顺从，忍耐是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只要人人皈依宗教，用基督替世人受难的自我牺牲精神净化自己的灵魂，做到仁爱，宽恕，温良，恭顺，这样人们才会摆脱苦难，让灵魂升入天堂。所以，从本质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是信仰基督，追求仁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督是人伦的更高典范，“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美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不管人类犯下多大的罪恶，只要皈依宗教，在上帝面前虔诚地忏悔，就会获得新生。显然这种思想是不会被关注现实的儒家传统以及追求暴力革命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接纳的。对于俄国的这两个伟大作家的重大区别，史宾格勒有一段极为尖锐的话，值得讨论：他(指托尔斯泰——引注)本质上代表一种伟大的理解力，是已经“启蒙运动”后的，是属于“社会心态”的。他所看到的一切，是文化后期的，世界都会的，及西方形式的问题。托尔斯泰仇恨私有财产，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仇恨，他仇恨社会体制，这是一种社会改革家的仇恨，而他仇恨国家观念，也无非是一种政治理论家的仇恨，并不是出与真正的宗教精神。故而他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而他在各方面，也本都属于西方，属于马克思、易卜生及左拉这一流派。相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任何宗派，只属于原始基督教的使徒精神。像他这样的灵魂，可以忽视一切我们所谓的社会性的事象。因为这一尘世对他而言，毫不重要，不值得去改进。灵魂上极大的痛苦痉擘，与社会主义何曾相干？一个宗教，若是着手于社会性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宗教了。但陀思妥耶矢斯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甚至在他此生的生命中，即已是一种直接展示于他的宗教性创造。他笔下的阿廖沙，已否定了一切的文学批评，甚至俄罗斯的文学批评，也不例外。他的基督式的宗救生命，如果写了下来——如他一直想写的——将是如同原始基督教的“福音书”一般的真正的福音，而“福音书”，完全已脱离了古典文学及犹太文学的形式之外。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则是西方小说的巨擘——他的《安娜·卡列尼娜》远超侪辈——而即使在他穿着农人装束时，他仍然是一位文明社会中的人物。现在我们把首尾勾勒出来：陀思妥邪夫斯基是一位圣人，而托尔斯泰只是一个革命家。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继承人，只有从他这里，才会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主义不是彼得主义的反面，而毋宁是彼得主义的最终课目，也是自形上问题转入社会问题的最后降坠。在中国早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鲁迅曾经就中国人难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过如下的分析：“一、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人类不敢正视自身诸多的心理现象。人的灵魂深处本来就不安份，敢于正视自己，并向别人承认的人就更少，何况写出来曝光。这是人类心理的共同特征。二、把人放在万难忍受的境地，反复煎熬、磨炼，极力使他们在痛苦的极限中活得长久，这是常人无法接受的心理耐久力和承受力的考验。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快要破裂的忍从’，是太伟大的忍从，中国读者不熟悉、不理解。俄国人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基督教义深入俄国百姓。中国没有基督，君临一切的是‘礼’，而不是‘神’。四、对于千百年来以儒家中庸之道为处世哲学的中国人，对人对己都讲求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中国人世代承袭的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平和泰然，不习惯让心灵总是处于激烈的震荡和受难般的超越中。”再直白一点、概括一点说，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或者说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妥思妥耶夫斯基不重视现世的“经验”和“重复”——而这些是理性的重要特征，而是只沉浸在深邃的精神世界里，对荒诞的事物充满敬意。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现世”的“礼”的世界，只对现世感兴趣，不习惯进行灵魂的拷问。中国不像俄罗斯有“现世的此岸世界”与“神的彼岸世界”，在彼岸世界中，具有另一种秩序和尺度。所谓进入灵魂的深处，就必须逼近彼岸，然后在彼岸发出呼号并与此岸展开对话。总之，生活在此岸世界的中国人，不可能到灵魂的王国里去自省，凡事只找客观原因，只会抱怨和谴责（当然，我不是绝的地反对抱怨、批评和谴责，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只是觉得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和层面进行一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