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作品价值？
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俄国最后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巨匠。一生写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各种病态，猛烈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早期作品有《假面》《变色龙》《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之死》《苦恼》《风波》《万卡》。1890年从库页岛回来后，作品的社会意义更加深刻，代表作品有《套中人》和《第六病室》。晚年，契诃夫致力于小说和戏剧创作，小说有《农民》《带阁楼的房子》《新娘》，剧本有《万尼亚舅舅》《樱桃园》，这时作品洋溢着乐观主义情调，对新生活充满信心。契诃夫是世界短篇小说大师，小说的艺术特色：①简练、朴实（"简练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精简的艺术"），②夸张幽默讽刺手法，③情节富有戏剧性。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沙皇俄国正处于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失去了思想与言论上的自由，别里科夫就是这种环境造就的一个"典型人物"，也是当时制度下的一个"良民"。作者首先通过"我"介绍了别里科夫生活、习惯上、思想上的有形和无形的套子以及"套子"对自己的生活、学校的人、全城的人的影响。其次作者以恋爱及失败为中心事件，让别里科夫自己表演，语言、神态、心理逼真传神。一方面让我们觉得他可恶，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可怜。可恶之处表现在性格上的顽固保守、躲避现实、害怕变革和人格上的卑劣，可怜之处表现在整天六神无主、谨小慎微，因多疑而诚惶诚恐、为了维护专制制度而丧失了自我。总之，他不但不知自己的"奴隶"身份，而且想极力地让"全城的人"都生活在"做稳奴隶的时代"。契诃夫创作了哪些作品？
主要作品：《胖子和瘦子》(1883)、
《小公务员之死》(1883)、
《苦恼》(1886)、
《凡卡》（1886），
《变色龙》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
《第六病室》（1892）
《带阁楼的房子》（1896）
《农民》（1897）
《在峡谷里》
《新娘》（1903）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
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
《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
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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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的赏析
作品鉴赏
作品思想
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却揭示了极其深刻的主题思想。
伊凡德米特里奇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爱憎分明，出身贫寒的他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他向往的是高尚的情趣与美德，哲学家一样的智慧与交谈，以及真正公正的社会秩序。社会的浑浑噩噩和达官贵人的腐化生活使他义愤填膺。然而，没有力量的他又不能改造世界。
由于不能无视外界的黑暗却又无能为力，他对世界的印象完全变成了仇恨与恐惧，于是他选择了逃避，整日生活在自己虚构的危险中，他终于疯了。而进入第六病室后，他才真正意识到逃避的无用。他智慧而激进的言辞正是对《第六病室》这个大监狱的反抗，而对拉京医生的斥责不仅是反抗的一部分，更是告诫他不要步自己后尘。拉京医生是个正直的人。医生的天职和人的良知使他反对第六病房这种阴暗荒唐的存在。
可是，懦弱的性格和斯多噶派哲学使他深感自身软弱而企望自我麻痹。他对世界的逃避笔法风中的伊凡更甚：她已习惯了在自己虚构的自欺欺人的世界中生存。既然人必有一死，那么生存就毫无意义；痛苦、严寒只是生命体对世界的一种印象，努力克制便自然无事；一切都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会在自然的新陈代谢中存在，人和石头没有区别；无论环境多么黑暗，只要自己内心光明，无须斗争，邪恶会自行消亡，真理将自己来到。
自我麻痹使他逃避现实，对医院的肮脏置若罔闻。而对光明的向往使他一次又一次与伊凡畅谈。他被关进病房并惨死其中的结局，彻底证明拉京那种第欧根尼幻想的破灭和“勿以暴力抗恶”理念失败的必然。在这黑暗的环境下，邮政局长和其他病人依然继续着他们浑浑噩噩的生活。
他们是麻木的国民的代表。正如鲁迅笔下的中国大众一般，他们的愚昧成了黑暗的帮凶，与院方一道形成扼杀主人公的网罗。在黑暗的现实和世界观局限的影响下，作者没有给出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伊凡和拉京遭打时愤怒的吼叫，其实正是这座监狱毁灭的征兆。
《第六病室》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小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展现了一个什么都无意义的荒诞社会，控诉了那个病态社会对人灵魂的污染和性格的扭曲，从而发出了对罪恶社会的强烈 *** 和对沙皇专制的有力批判。
首先，契诃夫描述了一个荒唐怪诞的小城景象，他先展现了第六病室的恶劣环境：病室外杂草丛生，杂物乱放，“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氛围悲惨阴沉；病室里阴冷肮脏，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酸卢菜，灯芯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得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而这个医院的大致情况又是“病室里、过道上、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起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整个医院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
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从这些描述中可见医院的混乱和腐败，但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满不在乎，甚至有人还为此辩解，荒唐至极。
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话总结出了这个城市的荒诞面貌：“在这个城里的生活又无聊又烦，可，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 *** 、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
契诃夫通过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尤其是对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两个主人公的刻画，集中批判了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国家机器的荒唐可笑。关在第六病室的五个人，被限制在狭小阴暗的病室里活动，“除了理发师以外，谁也不到厢房里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而尼基达是一个退役老兵，“严厉而枯瘦”，“气度威严、拳头粗大”，经常以维持秩序为由，粗暴地打他们。
这些病人不但没有受到合理的治疗，反而还要遭到虐待和剥削，悲惨的生活日渐摧残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成为行尸走肉。伊万·德米特里奇在这些病人中是独特的，他本是一个有理性、有见解、爱思考的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在那愚昧、昏沉、黯淡的专制社会里，内心长期受到压抑，精神忧郁苦闷，疑心重重，“觉得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在迫他”，便患上了被虐狂，被关在了第六病室，受着非人待遇和压迫。
可以看出，是社会将他逼疯的，他和那些病人都是社会的牺牲品。而伊万·德米特里奇认识到了这一点，当他清醒时和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辩论中，读者能读出他的反抗和挣扎，这是个狂人的形象，作者借他之口批判了专制社会的黑暗和恐怖，但也表达了他的希望：好的时代迟早会到来的。
艺术特色
病室这个主要场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具体的病室，另一方面是沙皇俄国暴政的一个缩影。作品一开始描写了病室外部的环境：生锈的屋顶、半歪半斜的烟囱、毁坏的台阶，完全是一种悲惨阴沉的气氛。病室里面是：腐烂的恶臭、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这一切构成阴冷、压抑、恐怖的调子。令人感到这就是沙皇俄国的典型环境。
小说以拉京与格罗莫夫的辩论为主要情节。在拉京的心目中，格罗莫夫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深刻见解的人，因此格罗莫夫的怒骂痛斥，并不使他难受，相反赢得了他的好感，使他那套本来就十分虚幻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动摇。
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情节，作家批判了拉京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肯定了格罗莫夫的清醒和反抗。同时也真实描绘了拉京一方面不满于黑暗现实而向往光明另一方面深感自身软弱而企望自我 *** 复杂心态。
小说结尾，拉京被迫害致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尽管作者相信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一定会被摧毁，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指出通往光明未来的具体道路。由于作家看不到出路，所以在猛烈批判时，流露出忧郁低沉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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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知识分子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受尽生活的煎熬，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因为看到一队被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 *** ，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于是被关进了治疗“疯子”的第六病室。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刚来医院时，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并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哲学。
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 *** 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最终被迫害至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
人物介绍
格罗莫夫
格罗莫夫是一位小职员，他受尽生活的煎熬，他热烈诚挚，充满智慧和理性，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看到一队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 *** 。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
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在这里，在第六病室里，他愤怒地叫喊：“我透不过气来啦！”“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格罗莫夫的遭遇，概括了富有正义感的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他的愤怒 *** 在黑暗中震响，宣布残暴的专制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格罗莫夫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尽管契诃夫在创作格罗莫夫这个角色时表达了对他的好感为此甚至是触犯了他一向坚持“客观”描写的原则。然而格罗莫夫历在的那个城市里的人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在他被关进第六病室之前：“尽管他理论尖刻，脾气暴躁，城里的人却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瓦尼亚”，他濒博的知识，正值善良的性格“总是在人们心中引起美好的，热烈的，忧郁的感情。”可是人们真的喜欢他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格罗莫夫被抓走之后。
过了一年，城里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伊万·搏米特里维奇，他的书被小孩子们陆续掳走了。”原来人们也只是喜欢格罗莫夫身上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具有的美好品德。为什么他仅仅才过了一年，城里的人就完全忘记这个可怜的格罗莫夫了呢？为什么在他披抓到第六病室之后就从来就没有人去看望过他呢？难道精神病人不是更值得关心的吗？或许他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城市里消失甚至从来都没有人发现过。
人类的温情哪里去了，人们对格罗莫夫的喜爱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从来都没有人发自内心的关心过这个可怜的知识分子。人们总是健忘，他们忘记了，格罗莫夫在总是为社会风气的不正和老实人过的穷苦生活抱不平，心中怀有的正义的理想：人们更不会想到．即使是格罗莫夫被关进了第六病室他的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含着对未来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拉京
拉京同样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医院时，也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需要获得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并且要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找到一种解释。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完整哲学。
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 *** 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拉京的悲剧表明：俄国专制制度不仅毁灭格罗莫夫这样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温驯善良不谋反抗的人，也同样加以迫害。
尼基塔
那个粗暴的看门人尼基塔是个退伍的老兵，人间万物之中他更爱暴力。为了维持秩序而打那些疯子在尼基塔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可以随时对他们拳脚相加．在描写尼基塔时契诃夫说到一个细节“他的衣服上的肩章已经褪成棕色了”。既然已经退伍很久了，那为何还要戴着肩章呢？或许在尼基塔退伍之前就是如此，军队里的肩章向来就是权利的象征。上级让下级干什么，下级就得干什么，容不得有异议。
戴着肩章的人可以对没有肩章的人随便的命令和惩罚。而且军队里的生活让尼基塔深刻地明白了程序的含义，所以热爱秩序的想法已经深入他内心。他之所以戴着已经褪色的肩章，是因为肩章给他的是可以继续欺压弱者的权利和理由。在第六病室这个小小的地方，尼基塔是所有人的上级，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在他的拳头挥向这些可怜的精神病人时，他的统治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个尼基塔不仅凶狠残暴，还暴虐之极。契诃夫在另一处写到“凡是他（傻子莫伊塞依卡）带回来的财务，尼基塔统统抢过来给他自己享用。”这个尼基塔一边剥削犹太傻子讨来的东西，一边还要上帝做见证，赌咒他再也不让犹太人上街了，在他看来，这种违背秩序的事情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坏。”还真是有这样的人一边做着坏事，一边还想着良心不受谴责。
莫伊塞依卡
在描写第六病室里那个呆傻农民时契河夫没有留一点情面，说他是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已失去思想和感觉到能力”。契诃夫的寥寥数笔是对托尔斯泰“知识分子应该有农民来教育”的论断的尖锐讽刺和批判。契词夫喜欢的是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人，他看到的农民就是“愚钝的”“肮脏的”。
就算是尼基塔拼命地打他，他也毫无反应：“既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作出任何动作，连眼睛也毫无反应，而只是身子稍稍摇晃几下，好比一个沉重的大圆桶”。这种人怎么会担心污浊的社会风气带来的种种恶果带入人类未来的新生活。
创作背景
第六病室原型就是萨哈林岛（库页岛），是当时沙皇 *** 流放犯人的地方。契诃夫在作品写作之前对流犯和农民做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他在写给苏沃林的心中说道。从此他更加关心政治，《第六病室》写于1892年，正是库页岛上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俄国的缩影。
这一时期，俄国农奴制己开始解体，但苟延残喘的沙皇 *** 为了阻止这一进程更加强化了专制统治，正是由于时代处于动荡不安的变革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俄国黑暗、腐朽、令人窒息。而契河夫的描写看似荒诞，实则真实，勾画出一幅清晰而凝重的沙俄现实的轮廓，让读者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有了形象而深刻的体会。
作品影响
作为契诃夫的经典小说，《第六病室》自问世以来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经久不息的好评，它以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超时代的思想内涵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通过描述拉京医生与病人格罗其夫的遭遇，表现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整部作品突破了狭窄的民族范围的限制与时代的范围，在对荒谬世界中人类生存因境及孤独感受的阐释中，形象地展现了不属于个人文主义时代的西方存在主义理念。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第六病室（第六病室）
读契诃夫《苦恼》好句
《苦恼》写于1886年，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曾被托尔斯泰列为作者的“之一流作品”。当时，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代。由于七十年代兴起的“民粹派”采取暗杀手段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未能推翻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人民。革命者成批地被绞死和流放，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绝望情绪。窒息的政治空气使许多人变得麻木、冷漠，充满庸俗习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更是贫苦不堪。契诃夫目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群众思想的麻木，以深广的忧愤投入创作。他除了用讽刺的批判的笔触写下了大量揭露社会丑恶的作品外，还写了不少同情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形象，用以控诉造成小人物不幸命运的社会黑暗。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之一部分即之一自然段，用一个街头即景画面，写车夫姚纳和他的小母马。姚纳被失去儿子的痛苦折磨得麻木了，小母马也在默默地想心事，他们可怜地伫立在风雪之中，与周围喧哗、熙攘的世界格格不入。第二部分从“姚纳和他的小马”到“就会呜呜地哭起来”。这部分是小说的主干，主要写姚纳向人倾吐内心苦恼时的种种遭遇，它包括四个层次：之一层，他拉军人到维堡区去，写军人对他的冷漠；第二层，他拉三个寻欢作乐的青年上巡警去，写青年人根本不听他的苦诉；第三层，他遇到看门人，想跟他攀谈，可看门人指责了他；第四层，他和住处的小伙子诉说，小伙子却蒙头睡着了，写他遇到那么多人，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第三部分从“出去看看马吧”到全文结束，描写姚纳只能向马倾诉苦恼，马成了他唯一可以得宽慰的动物。全篇作品以题记“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为情节线索，依次写出了姚纳与马各怀苦恼与心事，姚纳向人诉说苦恼的连续失败，向马倾吐内心感情的成功。所有的情节内容都紧紧围绕着姚纳深怀苦恼倾诉苦恼的动机和行为展开。首尾互相呼应并形成对照，首尾人与马的关系又与中间部分人与人的关系构成对比，因此全文结构紧密、中心突出，又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
这篇描写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忧愤深广之作，读来令人震颤而又耐人寻味。它的思想内含，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之一，作品表现了黑暗现实中的小人物悲惨无援的处境和苦恼。车夫姚纳身处社会的下层，军人可以向他发脾气，青年们随意取笑漫骂他，扬言“给他一个脖儿拐”边看门人和他的同行都对他的痛苦无动于衷、缺乏同情心。他的生计也很艰难。午饭前出来到“黄昏的暗影笼罩金城”，他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奔波到晚上十点钟，竟然“连买燕麦的钱还没挣到”。他的遭遇又极其不幸，老婆早已去世，唯一可寄托希望的儿子又新近病逝。作者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地位低下、苦苦挣扎、命运悲惨的小人物形象。他的不幸，正是当社会压迫的结果。然而，对姚纳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他的现实境遇，而是他的痛苦无处诉说，无人理解和同情，心灵的孤寂和折磨比现实生活的不幸更难以承受。作者写出了他在浩大无边的苦恼摧残下的内心麻木；他一动不动地任凭风雪的袭击，他无心拒绝不公道的车价，他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但作为一个活人，他毕竟还有向人倾吐苦恼、与人交流情感的渴望。然而在偌大的社会中，他却找不到一个关心同情、能分担他的苦恼的人，他只能在马身上实现他那小小的可怜的心愿。一个小人物孤单寂寞，压抑滞重的心态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揭示。他的麻木、忍受和不觉悟，既是生活的赐予，也是他无法通过斗争改变自己命运的心灵桎梏。作者哀其不幸之余，也不无怒其不争的意味。
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昏聩和人与人关系中的自私、冷漠。作者通过马车夫姚纳一心想倾诉他的苦恼而结果却处处碰壁的情节，写出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人们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人际关系被市侩意识支配，难以沟通感情、互相理解，从而显示出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无情。军人与追求享乐的青年对小人物的不幸漠不关心，这里有社会地位的隔膜。然而，与穷车夫处于同一阶层的看门人和青年车夫也无动于衷，这就更深刻地提示了当时社会人与人关系中的冷漠无情已到了何等地步。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终于把姚纳推向小母马，他在对马的倾诉中得到了人间得不到的安慰和同情。作品凸现了人不如马的昏聩现实。作者以深沉的感伤和强烈的愤慨，对此加以无情的揭露和否定。
三、抒写了作者自己的无处言说的苦恼心境。当时，契诃夫正为探求真理不得而苦恼。他的这种心境，反映在《没意思的故事》的情节之中，也寄寓和流露在姚纳这个形象的塑造上。在叙述马车夫不幸遭遇和内心苦恼的过程中，尤其在姚纳只得对小母马倾吐悲苦的描写中，作者本人的那种苦闷、悲哀和默默之情是溢于言表的。题记：“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更具有一种自我表白的意味。小说写道：“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的。要是姚纳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渺小的躯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这既是客观写实，也是主观移情。作者在同情小人物命运、抨击社会黑暗的描绘中，又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看不到前途和光明的无可奈何的态度，那种还在黑暗中摸索而苦无出路的心境。
在艺术上，这篇小说有三个特点值得品味：
一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在作品中，将“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马”的关系相对比。用人的冷漠、自私和不耐烦和小母马“听着，闻闻主人的手”形成强烈的反差，用人的悲苦和小母马的凄苦相对双，形成相互间的一种比衬，更显示出人马相同的悲苦命运。最后姚纳与马相依为命，更加比照出姚纳牛马般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具有强烈的震憾人心的力量和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二是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态。契诃夫与其他一些俄国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精当简练，毫无见长罗嗦之感。人物对话不仅符合特定环境和场合下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且能恰当地映射出人物此时此景的内心活动。三个青年的对显示他们寻欢作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纳挨了他们一巴掌还说：“嘻嘻！……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内心正转着这样的念头：他们有兴趣和他打玩，大概也有兴趣听他谈谈儿子。同时，姚纳的对话也反映了他老实巴结、逆来顺受的性格和急于倾诉愁苦的心情。这对刻画马车夫的性格特征和深层心理状态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富有深刻内涵的细节描写。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列宾曾就契诃夫小说赞叹道：“简直无法理解，从一篇如此简单、平淡、甚至可以说是贫乏的小说中，怎么弄到最后竟会浮现这样不可抗拒的深刻庞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我深受震惊，无限神往……您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力士”。（《契诃夫作品、书信全集》第8卷第92页）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小见大，平淡中见深刻的出色的细节描写。《苦恼》中没有巨大的场面和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它的整个故事都建立在马车夫想找人倾诉儿子死了这一细节描写上。但这件日常小事和小人物小小的可怜的心愿却折射出整个社会遭遇和悲剧命运。小说结尾姚纳对马倾诉衷肠的细节描写，更是强烈地突出和深化了主题，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惊和长久的回味。此外，以二十个戈比坐一趟车既写出了三个青年的耍懒，又刻画出姚纳为苦恼压倒而无心讲价钱；关于“娘儿们”的评价，写出了姚纳轻视妇女的传统思想弱点，以及当时小人物虽孤苦无援，但地位还在妇女之上的社会现实；这些都是内涵深刻而丰富的细节刻画。
契诃夫在文坛上的贡献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epвь,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 *** 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之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 *** 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 *** 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 *** 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 *** 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更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之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 *** 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 *** ,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 *** 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希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更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 *** (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